笔下文学

第七章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第3页）

铁木迭儿是元朝历史上的有名奸臣，在武宗时期他就是朝廷的一品大员了，他劣迹斑斑，只是因为他是武宗母亲答己皇后的亲信，才能混到这种地步。铁木迭儿曾经在云南做过地方官，曾因玩忽职守受到处分，但是却被太后答己保了下来。武宗死后，太后答己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乘英宗尚未执政之机会，下诏封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

仁宗是个孝子，对母亲的意思不敢不从，只是提拔了御史中丞箫拜住为中书右丞，用来牵制铁木迭儿的势力。可是铁木迭儿居相位仅仅两年，自己就因罪被罢官。当时有个张弻的富人犯了罪，被关押期间送了铁木迭儿5万贯钱。事情被揭发出来后，中书平章箫拜住、中丞杨朵儿只，中都留守贺胜等40余名官员弹劾铁木迭儿。

元仁宗大怒，决心逮捕铁木迭儿，但是铁木迭儿又躲到太后那儿不出了，元仁宗投鼠忌器，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只是罢黜了相位。而铁木迭儿非但没有受到更重处罚，而且奇迹般的官复原职，还被授予了太子太师的头衔。这当然是太后庇护的结果。

从那以后，铁木迭儿更加肆无忌惮，受贿卖官，强占民田，无所不为。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儿子居然也被入朝为官。

铁木迭儿阻挠大汗汗位继承这件事做的最绝。当年武宗在位期间，曾和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仁宗有过约定，仁宗身后要把皇位传给武宗的儿子。但是这项承诺在太后和铁木迭儿联合阻挠下没有奏效。仁宗在铁木迭儿的怂恿下封武宗的儿子为周王。接着与1316年三月又名武宗之子留守云南，这实际上等于流放。武宗之子在途中与陕西造反，失败，只好逃到察合台汗国。1316年，仁宗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巴剌为太子。

1320年1月，仁宗去世，硕德巴剌即位，此时，大权在手的铁木迭儿开始清算忠良。他假颁太后的旨意，将箫拜住，杨朵儿只逮捕，罪名是曾今违背太后的旨意：“当初以我们的权利，要杀你一点也不难，如果我们真的不从太后的旨意，你能活到今天吗？”铁木迭儿一看罪名成立不了，就招来两位大臣，要他们证明杨朵儿只有罪。

杨朵儿只对着两人说：“您们也是御史啊，怎么也能干这样的勾当！”两人羞愧难当，自知理亏，无言以对。尽管铁木迭儿抓不到什么把柄，但是还是借着太后的旨意，将箫拜住和杨朵儿只斩首了。

接着铁木迭儿又杀了贺胜，罪名是“便服迎朝大不敬。”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胜死时，百姓围绕着他的尸体痛哭、烧纸钱，可见贺胜深得民心。对于弹劾他的赵世延，铁木迭儿将他带回大都，严刑拷打。只是这时候稳定权利的英宗帮了一把，赵世延才免于一难。

铁木迭儿完全是依靠裙带关系，由弘吉剌太后的发话，才得以位居丞相的，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铁木迭儿也是一个吃软饭的角色，其实也没有什么光彩的。

他在做丞相的初期，由于羽翼还不够丰满，官府的地皮也没有踩熟，也还夹着尾巴做人，循规蹈矩，皈依守法，没有轻举妄动，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到上都去视察的时候，就留下铁木迭儿等人在都城里，代理最高行政首脑，全权处理国家政务，铁木迭儿觉得那次机会难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脑袋发热得不行。他根据元朝丞相留守京城，治理国家的惯例，进出朝廷都必须高举着华丽的伞盖，招摇过市，极尽显赫张扬之能事，排场无比隆重，不可一世。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铁木迭儿偶然间身患疾病，他自己就主动向朝廷提出请求，辞去职务，只是白天到朝廷里上班，晚上就在宫廷中休息，那样就可以很好地将息他的疾病。

铁木迭儿辞去丞相职务后，朝廷就任命秃忽鲁为代理丞相。到了改称延祐元年的时候，秃忽鲁由于触犯了刑律，被免去了官职，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就想任命左丞相哈克繖的丞相的职务，哈克繖很有自知之明，头脑很冷静，不敢招摇撞骗，他自己主动提出，他不是皇室贵族，也不是出自功勋世家，没有资格担任管理国家的职务，请求再次任命铁木迭儿为丞相，有意让铁木迭儿东山再起，官复了原职。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又重新任命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管理国家的军国大事。铁木迭儿官复原职后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右丞相，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铁木迭儿重新被任命，是仁宗对皇太后一党的妥协，而妥协的真正原因是仁宗想改变与武宗“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改立己子硕德八刺为太子。

铁木迭儿重新执掌中书省，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下，权势不断扩大，且“怙势贪虐，凶秽滋甚”。延佑二年七月，仁宗诏渝中外，命右丞相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十月，铁木迭儿进位太师。十一月，在大宗正府的建言下，铁木迭儿又被赋予了裁决重刑的特权。铁木迭儿飞扬跋扈、专横朝堂，就连曾经举荐重用铁木迭儿的中书左丞相合散也颇感自危，上书请求辞去相位，在仁宗的一再挽留下才勉强留任。皇太后及铁木迭儿势力的扩张逐渐使得仁宗无法忍受，于是重用中书省平章政事萧拜住来牵制铁木迭儿。

萧拜住，契丹人，武宗朝曾任右卫率使、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仁宗皇庆元年，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延祐三年，进中书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银青荣禄大夫、崇祥院使。仁宗以萧拜住来牵制铁木迭儿，又激起了铁木迭儿对萧拜住的仇恨。（《元史》卷二百五《铁木迭儿传》；《元史》卷一百七十九《萧拜住传》）

权臣铁木迭儿贪赃枉法，打击、陷害异己，可谓劣迹斑斑。乃至“每一政之缪，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这种看法有些偏颇，其实铁木迭儿执政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他积极协助仁宗整顿弊政，是仁宗一些施政策略的发动和积极支持者。他积极推进整顿吏治。皇庆元年三月戊戌，右丞相铁木迭儿言，自今中书省左、右司及六部官员，有不尽心者，“初则论决，不悛，则黜而不叙”。延佑元年，铁木迭儿重新担任中书右丞相后，上书进言禁止近侍干政。他说：“蒙陛下怜臣，复擢为首相，依阿不言，诚负圣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请敕诸司，自今中书政务，毋辄干预。”同年十一月戊寅，铁木迭儿言，近来中书省僚属及六部诸臣，皆晚至而早退，政务废弛，今后再有如此行事者，要根据轻重施以杖刑，而“臣或自惰，亦令诸人陈奏”。仁宗则说，对于那些屡犯不改的官员，应该罢免，不再任用。在铁木迭儿的积极推动下，延佑二年三月，仁宗“诏遣宣抚使分十二道问民疾苦，黜陟官吏，并给银印”。另外，铁木迭儿主持中书省期问，在均平赋役，限制诸王特权等方面都有政绩。

对于铁木迭儿专权营私等行为，御史台官员不断弹劾。由于皇太后的大力扶植以及铁木迭儿本人善于讨好仁宗等原因，仁宗十分重用铁木迭儿，不过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仁宗同样特别注重御史台的作用。由于铁木迭儿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了众多官员的反对，延佑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首，参劾铁木迭儿奸贪不法，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迫上都留守贺胜不要追究张弼打死人的罪行，并偷看国史，占夺晋王田产，接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者贿赂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大为震怒，“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铁木迭儿十分惊恐，逃入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捉拿，仁宗为此数日闷闷不乐。不得已，仁宗罢铁木迭儿，以左丞相合散为中书右丞相。但仁宗只是将铁木迭儿罢官，并没有将其治罪。到延佑六年四月，仁宗又以铁木迭儿为太子太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劾其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不过这一次仁宗并没有听取监察御史的奏言，执意要起用铁木迭儿。

仁宗之所以不顾群臣的反对，重用奸贪不法的铁木迭儿，一方面是他需要顾及皇太后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仁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需要得到皇太后与铁木迭儿势力集团的支持。亲身经历过残酷宫廷斗争的仁宗，一直盘算着要改变与武宗“兄弟叔侄，世世相承”的约定，立己子硕德八剌为太子，这一明显违背约定的做法实施起来想必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于是，铁木迭儿就充当了仁宗改立太子以及打击武宗旧臣的积极推动者。

李孟，在元代可是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明初的大学者如刘伯温、宋濂等人对他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略知元代历史的，都知道李孟。他是帝王之师，两定内难，三入中书，全身而退的诸葛亮式的杰出政治家！

李孟，字道复，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上党人。其曾祖李执为金末进士。祖李昌祚，归附蒙古，蒙廷授金符、潞州宣抚使。父李唐，先后在陕西、四川任官，因此徙居汉中。李孟十分聪慧，七岁能文，博闻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之道。李孟学成后开门授徒，远近争从学之。当时的名士商挺、王博文等，都屈尊与李孟交游。

至元十四年，李孟随父亲来到四川，行省、行御史台先后欲任用之，李孟均辞不就。后李孟因事来到大都，中书右丞杨吉丁一见奇之，推荐给真金太子。不料真金随即去世，李孟没有来得及受到真金的擢用，因未得重用，他不久就离开了大都。成宗即位后，为了编写先朝实录，命采访先朝圣政以备史官记述，陕西行省于是命李孟讨论编写相关内容，乘驿传送至京师。当时海山、爱育拔拨力八达尚未成年，祖母徽仁裕圣皇后阔阔真求名儒为他们辅导，这时有人将李孟推荐给了阔阔真，于是李孟成为二人的老师。

李孟成为帝王之师后，随爱育黎拔力八达被贬居怀孟（今河南沁阳）四年，他为未来的皇帝“日讲治乱之道及民间利害”，对以后仁宗推行汉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年），成宗病故。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哥哥武宗即位后，李孟为避嫌退隐许昌，复被召还。武宗去世后，兄终弟及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顺利嗣位，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

李孟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弊政之尤甚者进行改革，主要有四项：一、节赏赐，办法是“复其旧”，即按原行定例颁给，削其额外增赐和停止滥赐。二、重名爵。大德以来，名爵大滥，封授三公者无数；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扰乱政事。孟奏请削夺滥冒名爵，罢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滥费。宣徽院掌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等事，太府监领左、右藏等内库，掌其钱物出纳，这些内廷机构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滥支情况十分严重。李孟提出应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当是施行新政的一环。四、汰宿卫之冗员。元代四宿卫（怯薛）人数累朝增加，同时，由于充当宿卫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仁宗诏命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当出于李孟之议。这四项改革都触犯到贵族、近臣的利益，虽蒙古大臣亦不敢议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险而不顾。他还奉命兼领国子监学，亲诣国子学课督诸生，整饬学政。建议：“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仁宗采纳其议，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并命李孟博选南北才学之士任职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颇多善政，如选用儒臣，重视教育（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等），整顿机构（至元三十年后新设、升级诸衙门及冗员分别裁、并、降、罢），撙节经费等等。这和李孟多年教学的影响和当政后的辅佐有很大关系。他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碱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明年八月乡试，又明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佑元年（1314年）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延佑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首，《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