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第三辑 青 山（第2页）

每天早晨，丈夫领着婆姨，婆婆陪着媳妇，来到大队部外屋，都要对“白大褂”千叮咛、万叮咛：“那就请院长好好扎。”上了岁数的婆婆见了谁都是“院长”长，“院长”短，请“院长”多关照，她是怕媳妇落下病。

男人痛快些，向“白大褂”交代说：“这是几个娃的妈，大夫你小心点。”

他怕出意外，弄得娃没妈。“白大褂”对这些啰唆不嫌烦，总是操着京腔说：“大婶，您放心”“小伙子，放心回吧！”最后事实也证明，他们的确有本事，“扎”过的人，一个个稍事休息就回家，平安无事。这种小手术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小菜一碟”。大家都夸医生手高。这些人手头有钱，但从不买社员的鸡蛋、鸡、肉，到菜园子买菜、瓜果，从不还价。他们好像有纪律。他们知道我北京大学毕业，他们又来自北京，便平添了一份亲热。

304医院医务人员的务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在古峰庄大队乃至青山公社留下深刻印象，作为美谈传颂至今。

我成家了

入冬的古峰庄大队草黄了，黄土地里没庄稼了，村里村外泛起黄颜色。

羊把式早早赶羊出圈，太阳落山才收圈，羊还是吃不饱。滩里能叫羊吃的东西实在不多。倒是婆姨、媳妇早晚两顿“充猪”，热闹得很。平时有意不好好喂，叫“吊壳廊”，等到架子“吊”起来，就用饲料、细糠好好喂，让猪长肉上膘，叫“充猪”。“充猪”时，她们用清脆的啰……啰……声唤猪回来“就餐”，声调不一，频率不一，音量不一，只有她们自己的宝贝能听懂，猪猡们也从不走错家门。不久，“充猪”进入“紧充”阶段，不让猪满滩跑了，关在圈里让它放开肚皮吃，吃完就让睡，好长膘。庄子里再也听不到啰……啰……声了。猪胖了，挨刀了，但我未能品尝到古峰庄大队猪肉的美味。这年春节（1976年春节，即1976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我回到自己的家过年——我在青山公社别的大队有了家，我成家了。

当文书：玩转数字

1976年春，公社党委调回我到机关当文书。在那个岗位上，我经历了一些难忘的事情。

作为公社文书，我的任务是：收转文件；起草、刻印、分发公社革委会的文件；办理各种手续（领发救济粮救济款和调拨的种子、水利物资等）；开介绍信（那时社员外出住店要凭公社的介绍信，一段时间买火车票、汽车票都要公社的介绍信）；办户口迁进迁出手续和出生登记；办婚姻登记……不用说，公社革委会的公章交给我了。公社党委对我经过近一年观察，觉得此人可用，办事还认真，决定委以重任。

青山公社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生活着9000多人，只有4部电话，都是手摇歪把子电话。公社粮库一部，公社供销社一部，公社党委秘书李振荣办公室一部，公社革委会文书办公室（即我的办公室）一部。公社机关就靠李秘书和我办公室的两部歪把子电话接听外面最新、最重要的信息和指示，向外界传输最重要、最紧急的情况和请示。接电话倒方便，朝外打电话挺麻烦：得先使劲摇歪把子，把与公社一墙之隔的公社邮电所总机上的牌子摇得都快掉下来了，邮电所老邢答声了，你再说要什么单位，拿着话筒等着，过一会儿，老邢说：“来了，快说”，你才能与对方说话。老邢有时在整理邮件——公社邮电所就他一个人，既要接转电话，又要管信管汇兑，有时他离开总机台做别的事情，不知道牌子掉下来了，或摇歪把子力度不够，牌子没掉下来，老邢不知道，那就得搬个椅子出去，踩在椅子上，爬到墙头喊：“老邢，老邢，接电话”，把老邢喊应了，再返回办公室，拿起话筒才可以听见老邢慢慢的、沙哑的河北口音“要哪里？”打一次电话能出一身汗呢。

每周六上午我必须打一次电话，向县上农业局报生产进度：春天要报这一周什么庄稼种了多少亩；夏天要报这一周什么庄稼的地锄了多少亩，收了多少亩；秋天要分庄稼报这一周收了多少亩，场上打了多少斤粮食；冬天要报这一周往地里送了多少斤粪，打了多少眼井；春秋还要分树种报这一周植了多少株树，这一周死了多少羊，产了多少羔；一年四季要报这一周死了多少猪，存栏多少猪。不得了，我到哪儿去弄这些数字？公社南北30多里，东西近40里，我就是飞毛腿也跑不过来。于是，我像上头压我那样压大队文书，要他们每周五向我报生产进度，我周五晚上连夜汇总，周六上午报出去。他们的数字从哪儿来，我不知道。我问过一位大队文书，他说：那好办，每周报数字留个底子，这一周根据实际情况往上加一些就是了，天气好多加些，天气不好少加些。

那个时候，不相信农民会种地，用并不可靠的数字指导农民种地。实际是大前提不符合实际：农民不是不会种地，他们很会种地，只是没有种地的积极性，你说咋种就咋种，所以地总是种不好。后来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地种好了，上下级玩转数字的游戏也就不做了。

当文书：接“地震预报”

上面说了打电话，这里再说接电话。

作为公社文书，在我所接听的电话中，最紧张的当数关于地震的预报。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人们谈“震”色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接听了“地震预报”，心理压力可以想见。

一天后半夜，我办公室兼卧室的电话铃声大作。我经常睡办公室，就是怕有紧急电话，那时大事多。一骨碌翻身下炕，拿起听筒，对方是县上现职领导（副县长）。他说，今天夜里可能有地震。我说，是不是正式预报？他说，不是，是部队向县上透露的信息，告诉你们一下。说完，他挂了。如果不知道，地震突然来了，也就那样了，现在知道了，又没有好办法，心里立刻充满恐怖。接着的反应是责任，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穿好衣服，快步向公社侯主任（公社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家走去。不到一里路，很快就到了。

他家的狗先出声，我不敢进院，站在院子外边喊：“侯主任，侯主任，有事情。”我不敢喊有地震，怕别的人家听见乱起来。一会儿，他披着衣服出来，我悄悄告诉他消息。他沉思片刻后说：“你等一会儿，我回去穿好衣服，咱们到公社再说。”到了公社，我们站在院子中间，仰望天空，都不说话。其实，我们不懂云与地震的关系，什么也看不出来，真是“瞎狗看星星”。但是心里觉得，这么看着，各个房间的人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我甚至想，只要脚下一动，立刻大喊地震。（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我又转念一想，电话是我接的，我不把消息传出去——只要我把办公室隔壁的公社扩大站的开关打开，就可用大喇叭喊话——万一地震死了人，担不起责任哪，可是把话喊出去，没有地震，把那么多人弄起来，乱哄哄的，出个啥事我也担待不起啊。人命关天的责任，压得我好紧张。好在侯主任沉住气。我们在犹豫不定、心存侥幸的心理支配下，一站就是两个钟头，直到东方发白，人也困得不行，我们就进屋睡下。结果是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我们没有张声，就当没那回事。

至今我不知道这样处理对不对，只能说，当时的结果是好的。

当文书：办结婚证

办结婚登记这事儿，看起来轻松，实际最头疼。农村“早生子早得福”

的观念根深蒂固，上了年岁的人总想早给儿子娶媳妇，早抱孙子，因此虚报年龄办结婚登记是常有的事。当时，要求女满18岁、男满20岁才给办。

有一次，我工作疏忽，让一位不满18岁的女青年办了结婚登记，很快有人告到侯主任那里。侯主任说：咱们得快点去追回来，去晚了人家“办”了就不好说了。于是，动用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东方红拖拉机车头，我们挤在车头里，当天晚上直奔那户人家，收回了结婚证。我记得，正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老汉，表情是那么的无奈、无望，他在侯主任和我所代表的政府权力面前，不敢辩解，只有企盼，企盼我们开恩。他不情愿地把已经领到的儿子结婚证放在蹲柜上，让我自己去拿。我硬着头皮在他的注视下拿起来装进挎包。我们没有批评，更没有指责他，坐原来的交通工具扬长而“回”。想必他能理解我们，如果不收回那张结婚证，队上的人告个没完，大家都想早抱孙子呢。

当文书：蹲点

文书本来是守机关的，但有一段时间，上头强调机关干部要下去蹲点。

我先后“蹲”了两个生产队的“点”，一个叫杨成沟生产队，一个叫月儿泉生产队，都离公社机关十来里路，不算远，也就是一周去一半天。

杨成沟生产队有点水地（沟泉水），种的玉米。我看那玉米“面黄肌瘦”，知道缺有机肥，就建议社员把大粪积攒起来上水地。那时，各家的猪满滩跑，到各家厕所随便把大粪吃了。我建议在土圈里打一个开口很小的“深井”（用甘草锹挖），把屎拉在“深井”里，叫猪“闻着吃不着”。

我自己在队长家厕所打了一个“深井”，蹲在上面大便，做个示范。然后，在社员会上布置了这项工作任务。一周以后，我再去，一看，队长家厕所的“深井”没有增加大粪，各家厕所则根本没有“深井”。我问队长咋回事，他说：这地方人老几辈子不摆弄大粪，都说臭死了，叫猪吃了算了。我一听，是我脱离实际了，脱离一个地方群众的习俗和长期形成的观念。我是南方人，知道南方农民是摆弄大粪的，但这是大西北，盐池还是半农半牧区，我的能力能够对抗“人老几辈子”的习俗和观念吗？

公社有了新交通工具

1976年夏，公社有了一辆两轮摩托车（黄河牌），我在原供职单位下乡采访算是玩过那东西，成了公社“第一骑手”。公社的好几位年轻干部很快也学会开了，而且技术超过了我。公社保卫干事孙德祥骑着摩托车下乡办案，效率大增，见谁都夸“铁驴”管用。有一次，他骑“铁驴”追赶偷羊贼，那赶着羊跑的贼，哪能跑过“铁驴”，他把人、羊追回来，好高兴。

还有一次报统计年报，眼看到了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发动摩托车，放开跑了70多里，赶县城机关下班前把年报交了上去。这辆摩托车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

再往后，公社有了自己的手扶拖拉机、解放牌卡车。公社所在地没有“甜水”井，为解决公社食堂的炊事用水，一直是侯师傅用骡子套架子车到十几里路外的方山拉“甜水”。有了手扶拖拉机，骡子退役，就用手扶拖拉机拉“甜水”。公社干部下乡有时也坐手扶下去，公社干部巡回考察各生产队工作、察看庄稼长势，则动用解放牌卡车，拉着一车人（各大队书记、大队长有时也参加）到处跑，公社李秘书拿着120相机拍照，我与侯堰同志在地里看庄稼那张照片就是他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