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井台边看了好一会儿,手里的马鞭握在掌心里忘了动。然后他走上前去,亮出官印,自报家门,又让随从把带来的几石粮食和若干药材摆在供桌旁边——按惯例,这种场面,官员是要做一些赈济的表示的。
慧明从医棚里走出来,站在井台旁,双手合十朝周凯行了一礼,面容平静,不卑不亢。
周凯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传说中“能治瘟疫”的老和尚——年过古稀,面容清瘦,僧袍打了十几个补丁,左手的袖子上还隐约透出一点血迹。他皱了皱眉,似乎觉得眼前这个老和尚和传闻中“手到病除、救人无数”的活佛形象不太对得上。但当他走进医棚仔细看了几个重病号的病情记录——慧明用竹纸写的简易病历,每一张都记得清清楚楚:病人姓名、年龄、发病日期、症状变化、用药情况、恢复进度,字迹工整端正,比他衙门里的文书抄得还认真。
他又逐一问询了棚中的病患,病人们七嘴八舌地告诉他,自己是哪一天来的,来的时候病得多重,吃了几天药退了烧,再过几天可以下地干活,还有那个阿福的事——说到阿福的时候,好几个病愈的妇人同时开口,纷纷抢着讲述那个孩子是怎样被老和尚从鬼门关拽回来的。
周凯走出医棚时,面上的神情已经从怀疑变成了敬重。他整了整衣冠,朝慧明深深作了一揖,以极郑重的语气说道:“老师父妙手仁心,救活此方百姓无数。本官奉太守之命巡查灾情,亲眼见老师父以一己之力救活一乡百姓,深感敬佩。如今江南各地寺院僧正之位多有空缺,老师父若不嫌,本官愿具表奏请,聘老师父为吴郡僧正,统管吴郡僧众医药救济之事,年俸从优,寺院由官府拨付修缮。”
慧明等他说完,双手合十,深深行了一礼,然后抬起头来,用那双清亮如水的眼睛看着周凯。他的声音不高,每一个字都清晰而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完全无关的事。
“贫僧行医,非为名利。”他说,语气平静如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贫僧曾经见死不救,害了一城百姓。如今行医,是在还债。债未还清,不敢受官禄。吴郡僧正之位,请另选贤能。”
周凯愣住了。他在官场混了十几年,见过推辞官位的——有的是假意推辞等别人再请,有的是嫌官小不想要,有的是怕担责任不敢接。但眼前这个老和尚说出“是在还债”四个字时的表情,和他见过的所有推辞都不一样——那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平静和坚定,没有任何做作的成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叹了口气,深深作了一揖,不再多言。
临走时,他从怀中取出一纸通关文牒递给慧明,说这纸文牒盖了吴郡太守的官印,凭此可在江南各州县的药铺按官价购买药材,不受药商哄抬价格之苦——这是他作为巡查官唯一能帮上忙的事。慧明双手接过文牒,念了声佛号,然后便转身回了医棚,继续给病人把脉去了。那文牒他收进药箱最底层的暗格里,没有多看一眼,仿佛那不过是一张普通的草纸。
瘟疫终于在入冬前被遏制住了。
这场瘟疫在吴郡西部肆虐了将近四个月,扩散到七八个村子,感染了上千人,死了将近三成——但在慧明设棚施药的两个多月里,医棚收治的病人中死亡人数不到半成。那两个多月里,慧明几乎没有完整地睡过一夜觉,每次合眼都是坐在井台边靠着药箱眯一小会儿,天不亮就又爬起来熬药。
他给阿福割肉做药引的左臂伤口,在日夜操劳的折腾下一直没能好好愈合,反反复复地化脓、结痂、再迸裂,养了整整一个多月才勉强收了口,留下一道深深的新疤——和老疤交错在一起,在他干瘦的左臂上刻下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印记。每一道老疤背后都是一条被他从鬼门关拽回来的命,每一道新疤都是他在这条赎罪之路上新刻的里程碑。
疫情平稳之后,慧明将医棚和熬药的活计托付给了那几个他亲手教出来的年轻帮手,又留下足够用两个月的药材,便在一个深秋的清晨悄然离开了村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里——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知道往南走,往更深的山里去。
村民们发现老和尚不见了的时候,只在晒谷场旁的井台边找到了三样东西:一小袋碎银,压在供桌上,旁边用炭条写着“药材补货之用”;几张手抄的药方,放在药箱旁,字迹工整端正,每一个方子都注明了适应症、禁忌症和穷人可用的替代药材;还有一只他用惯了的豁口陶碗,洗干净了,倒扣在井沿上。阿福的父亲带着阿福追到村口,朝着通往山里的那条小土路望了半天,只看到了远处山脊上一轮初升的朝阳和几只被朝阳惊起的飞鸟,没有看到那个灰衣芒鞋的老僧。
慧明一个人走在山路上,竹杖点在泥土路面上,发出笃笃的响声,和几个月前他从慧明禅寺出来时一模一样。但这一次,他走得更慢,也走得更远。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些深山里具体走到了哪里——后来的药农和猎户零星带回过一些消息:有人说看到过一个灰衣老僧在雁荡山的茅草棚里住过一阵,棚外摆满了晾晒的草药,药香满山;有人说在武夷山的溪谷边见过他,他正蹲在溪石上洗草药,僧袍下摆湿了一大截;还有人说在天目山的云雾深处见过他,他盘膝坐在一棵老松树下,面前摊着一堆刚采回来的药草,正借着透过云雾的微光一株一株地辨别药性。
这些消息大多语焉不详,版本各不相同,但每一则消息里都提到两样相同的东西:一根七扭八歪的老竹杖,一双被山石磨得底子快要穿了的旧草鞋。
他在每一处都不会久住,住上一两个月,把当地常见的草药采够、把当地常见的疫病治好,便换一个地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做同样的事——找一片安静的山坡或溪谷,砍几根毛竹,搭一个只有一人高的小茅棚,棚顶铺上厚厚的茅草和棕叶,压上石头防风防雨。
茅棚里面极简单,一张草铺、一只药箱、一口吊锅、几捆干柴,仅此而已。棚外则被他辟成了一个小小的药圃——他会在棚边的空地上清理出一小块平地,用竹篱笆围起来,里面种上从山里移栽来的草药:金银花、黄连、三七、天麻、黄精、石斛,还有几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灵芝菌种,种在朽木上,每天早晚用山泉水浇一遍。他采药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从不连根拔,从不采幼株,采完之后会在原地补种一株同类的药苗。他采过的山头,第二年春天去看,药草长得比采之前还要繁茂。
看病依然分文不取。山下村子里的人知道了山上住着个老医僧,便背着病人爬上山来找他。上山的路不好走,有的是羊肠小道,有的根本就没有路,要攀着藤蔓和树根往上爬。慧明每次看到有人背着病人气喘吁吁地爬上来,都会先让对方坐下歇口气,端上一碗用山泉水泡的草药茶,然后才开始望闻问切。
他给山下百姓看病从来不收钱,也不收东西,唯一的“规矩”是:病好了之后,如果你家有多余的粮食,带一碗米去给村里最穷的那户人家;如果你家有多余的布,扯几尺去给村里没衣服穿的孤寡老人;如果你什么都拿不出来,那就在下山的时候顺便把路边那几棵挡路的荆棘砍一砍,让别人上山好走一些。这个规矩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多久,慧明住的那座山头附近所有山路的荆棘都被人砍得干干净净,连最偏僻的羊肠小道都整整齐齐。
慧明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他散尽财神之力时虽然解脱了百年的执念,但神力散去之后,肉身便和凡僧没有任何区别,生老病死一样都跑不掉。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在山里独自生活,每天采药、砍柴、挑水、熬药、看病,日复一日地透支着本就所剩不多的元气。他的背越来越弯,走路时竹杖点在石头上的笃笃声越来越重,歇脚的次数越来越多,从山脚爬到山顶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草鞋每年要磨破好几双,脚底板上的老茧厚得能挡住碎石和荆棘,但膝盖的软骨却越来越薄,每次蹲下去采药再站起来时,关节都要咔哒响一声,有时候响完了还要扶着膝盖缓上好一会儿才能直起腰来。
但他从来没停过。即使在最冷的冬天,大雪封山,山路上连野兔的脚印都看不到,他依然会拄着竹杖走十几里山路去给山下的产妇接生,去给发热的孩子退烧,去给摔断腿的樵夫接骨。有几次他走在结冰的山路上滑倒了,摔得不轻,膝盖磕在石头上磕出一大片淤青,爬起来拍拍僧袍上的雪,拄着竹杖继续走。
有人劝他下山去镇上住,说那里有火炕有热饭,不用自己在山上遭这份罪。慧明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他不需要别人照顾,他只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能让他把这一路治病救人的经验记下来。
他开始在一块石壁上刻字。
他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一座不知名的荒山,山势不高,但极安静,周围几十里都没有人家,只有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山顶流下来,溪边长满了开着紫花的半枝莲和金黄色的野菊花。他在溪边的一块天然石壁上,用凿子和锤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刻。他刻得很慢,因为力气已经不太够用了,举锤子的手总是发抖,每刻完一个字就要歇上好一会儿。他刻的都是药方——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宫廷秘方,也不是那些需要用到犀角、麝香、人参这些穷人根本买不起的名贵药材的方子,而是他在山里行医几十年、验证过无数次的、用最普通最便宜的草药就能治大病的验方。每一个方子他都刻得很用心,刻完了还用手掌反复抚摸石壁,确认每个字都足够深,足够清晰,不会被风吹雨淋磨掉。
他坐在石壁前,背靠着冰凉的石面,放下锤子和凿子,从袖中摸出那根七扭八歪的老竹杖,横放在膝上。竹杖上的节疤已经被磨得光滑如镜,杖身有几道细密的裂纹,那是百年岁月的刻痕。
他低头看着这根竹杖,又转头看了看石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药方,嘴角浮起一丝极淡极淡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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